第三百六十四章 赵兴的变法想法
赵兴缓了口气，继续说：“除此之外，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，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，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。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，就必须变革。若不变革，再有百年，甚至要不了百年，三四十年过去了，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，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，我估计，大祸为期不远了。
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，要想消除冗兵冗员，也不是没有办法的，其一就是扩展领土，开发海外空间，就是一个手段，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，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，如此，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。而开发海外领，还有一个好处——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，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，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，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，刚好算做‘废物利用’。
然而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，开发海外领，拓展税源，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，但那些开发者到了海外，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，若官绅继续不纳粮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大宋没有小民了，全都成了官绅。那时，税收怎么办，靠谁来纳税，靠谁来支应差役？
所以，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‘官绅不纳粮’。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，却不承担义务，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要想消除这个祸患，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……”
赵佶插嘴：“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‘官绅一体纳税’吗，这个法子是否可行？”
赵兴点头：“祖宗之法，官绅不纳粮，但商乃贱籍，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，相反，还设置了重重禁令。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。
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，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，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。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，而后慢慢变革——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，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，但经商必须纳税。
反正，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。既然官府堵不住，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，我们按‘纲’收税就行。最终，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，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。
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，商人在交易过程中，最讲究公平，最讲究契约。一个守契约。公正地进行交易的人，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。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而我大宋的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，所以我们无需着急，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，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。甚至五百年。那时，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，自然而然，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。履行相同的义务。于是，社会就趋向于公正。
若让我评价王安石地新法，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的实行，其余则该缓就缓。不着急实施——第一就是免役法。官绅一体纳税后，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，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，这就是为官府做工。
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，是我们的时代特色。在别的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的。开玩笑，老百姓给官府干活，还能挣上钱，也唯有在商业的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。这是仁政，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。
我有一个建议，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。比如：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，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，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。因为通过百姓的收入。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，而今后地方官地政绩。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，他们若想作假，必然影响到自己的升迁。
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，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，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，使我们根据当地的收入制定免役钱——众所周知，地南北不同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，所获不过三五贯，而南方肥沃之地，百姓劳作一年，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。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，广南百姓辛苦一年，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。
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：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，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，按十五岁一的比例，它的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。除此之外，广南养军费用、教育费用、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，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，按每户十口计算，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——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地依据。
我这里只是粗略的算算，苏三丈（苏辙）精通会计学，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的计算方法。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，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，推算出地方财政的税收与民情，而地方官地政绩，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，这就是量化考核的标准。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的。
百姓的年均收入出来了，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（阴历每月三十天，一年共十二个月），刨去休沐日，刨去节庆，剩下的就是百姓的工作时间，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，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的平均收入——当地的免役法，付给百姓地免役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，这样，百姓就可以通过替官府劳作，获得不亚于当地平均收入的生活。如此一来，百姓怎么不愿意应付差役。
为了防止地方官无休无止的支应差役，我们还应该设立一套相应的预决算制定，每年秋季‘司考’的时候，应该要求地方官上报明年的财政计划，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的钱超过地方财赋收入，或者达到地方财赋收入的一定比例，我们就应该否决地方官地年度财政预算……
这里面还有很多实行诀窍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。总之，免役法要想实行，前期需要做地工作很多，我们需要堵住所有贪官可能贪污的漏洞，如此，才能让朝廷地初衷得以贯彻。而朝廷确立这项工作以后，还可以加强中央的控制力，以后朝廷可以通过否决地方的开支计算。控制地方官、地方节镇的为所欲为，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……”
赵佶插嘴：“如此行事，确实能加强地方的掌控，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这样的弄钱高手。太尉大人不加赋，便年年使广东财赋增长。你刚才所说地广南户均收入超过六百贯，这恐怕是真话，但你的计算方法含含糊糊，说明你向朝廷少交税了。少交了不少，足够再养一支大军，譬如像朱雀军那般耗费钱粮无数的吞金兽。”
赵兴尴尬的一笑，跳过这个话题，继续说：“王荆公另一个值得实行的法律就是‘三舍法’。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进京一次科举，路途遥遥的，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，许多人路费不够。便无望参加科举，譬如广南，坡公贬谪去惠州的时候，在路上走了八个月。广南指射之地，有多少士子有这个财力，维持八个月的旅行？
而王荆公地‘三舍法’，却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以学舍为单位，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学舍的资格。就可以让天下寒士，能够就近读书，就近学习，学成之后，替国家效力。
我知道，根据朝廷律令，各地官府对当地学生都有各种补贴，以替朝廷养士。栽培读书种子。让朝廷负担养士的费用。也算冗员的一种，将这个负担下放到地方政府。朝廷可以减少支出，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学成本。所以我认为，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应该推行天下，本地人就应该担当本地官，如此，才不至于民怨沸腾，祸害乡邻。”
赵兴刚才说地“六民”，是古代中国对国民的分类方法，其中包括官宦、商户、匠户、农户。而农户里又分几个等级，每一个等级的纳税额与承担的国民义务各不相同，而他们地权力也各自不同。
赵兴在这里侃侃而谈，谈的都是治国方略，态度异常恭敬，完全是朝堂奏对的格局。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，此地谈论国事，场合不对、人物不对，方式更不妥当。然而，小皇帝听的入神，李师师装聋作哑，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，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，于是，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——他一个当朝太尉，在此时此地，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，是多么不合时宜。
满肚子不合时宜，这是王朝云对苏轼地评价。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，也符合这句评价。如今，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，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。
小皇帝是出来泡妞的，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。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，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。别人评价王安石的新法，可能有所偏颇，大多数时候，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，为了反对而反对，为了赞成而赞成。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，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地公正态度。
“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，他对这个时代地了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，所以他指出地时代弊病，无可回避，无可否认”，赵兴最后评价说：“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，苏三丈说的不错，他跟王莽一样，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，然而，当时的人对于变法的辩论结果，却证明变法的必须。这说明，王荆公在提出变法的理由之时，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，以至于连司马君实（司马光）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。
然而，王荆公上台以来，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，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，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，排除异己，树立同党，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。
方今天下，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。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，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：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，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‘共和时代’，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，还停留在农奴社会，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，遵守契约地律法，或者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。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。
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，当今陛下若想超越两位先皇，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。
古人说欲速则不达，有些事情过于急切，矫枉过正，反而不妥，我刚才说过。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，他必然寻求公正，寻求契约精神，寻求诚信，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。只需要给今后的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。
说起来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整个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脚下，那片广阔的海域。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，任我宋人徜翔。与此同时，我大宋已经沐浴在商业文明之下百余年，大宋地百姓，大宋的子民、官绅已经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，开始自觉自愿的寻求公正。而民众自发的力量，比十所太学更能激励这个社会。在这个时代的大潮面前，我们无需做太多的努力。只要给百姓指明方向，让他们在前进中不至于迷路，如此简单，已经足够了。做到这一切，就可以超越两位先皇，甚至超越三皇五帝，永远被我华夏子民铭刻在心里——此诚为万世未有之基业，是建立于我们民族心中的丰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