茫然地在火车站里坐了好久，头顶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条目后面，是2002年11月9日。
刚才在洗手间狠狠甩了自己两个巴掌，脸颊火辣辣的痛感还存在，明确提醒我这是十一年前的秋天。
今年我才二十七岁，刚从西部支教回来。
还没有收养池迁。
从南川火车站出来，外头阳光浓烈，我仰头深深呼吸了一口气。
这时候他应该才九岁吧？九岁的池迁会在哪里呢？
一辆私家车开到我面前，一个脸圆圆的女司机把车窗摇下来：“帅哥，去哪里？”我摇摇头，她伸出手往出租车等候处一指，那里正大排长龙，说：“上我的车吧，比打车便宜，又不用等。”
重生带来的震动让我迷惘，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去的地方，眼睛无意瞥见挡风玻璃前夹着一张照片，是个男孩，有些羞涩地冲着镜头在笑。于是我想起了立秋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，稀里糊涂就上了车。
女司机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问我：“去哪里？”
我极力回想了一下，立秋说的不知是照水村还是道水村，我有点拿捏不准，于是问司机：“南川下面有没有个叫照水村的地方？”
女司机想了想，说：“有的。”
那应该就是那里，我点头：“那就去照水村。”
车子很旧了，大概是二手车，应该是收音机的地方变成一个洞，几张光盘堆在里头，女司机在里面掏了掏，挑了一张，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不知是盗版还是听了很多年，音质很差，女司机把着方向盘，跟着沙沙的歌哼着声。
我指着照片：“那是你儿子？”
她往那边瞟了一眼，圆圆的脸上露出笑来：“是啊，读六年级了，小猴子一样，上窜下跳，根本管不动......”
车子开出南川镇，窄小的公路一边是山，一边是一阶上一阶的梯田，一块块种满了水稻，嫩嫩的绿色，在风中微微动摇。我望着窗外说：“我也有个儿子。”
女司机从后视镜里吃惊地看我：“哎呀，你这么年轻就结婚生子啦？”
我一笑：“我都快三十了。”
她显得更吃惊了，连连说：“看不出，看不出，真是看不出，我这么看顶多就二十。”
做生意的人说话就是夸张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伸手把玻璃摇下来，一股清凉的空气夹了点尘土味扑进来，我吹着风，深浅不一的绿色从眼前飞快掠过，心渐渐宁静下来。
当年，立秋在电话里的哀求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刺，刺在最疼的地方。
“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了。”那天，她从监狱里给我打电话，那时我人不在南川，已经前往西部一个穷旮旯教书，她找了很多人，没人肯帮她，后来她又问了好多人，才问到我的电话。
说完那句话后她开始哭：“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，可我真是没办法了，如果连你也不帮我，那孩子可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？”
她在1996年嫁给我，那时我大学刚毕业，分配在南川一中教语文。
我跟她是十年的同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大学四年。她是我除了父母感到最亲的人，我们在一起从没吵过架，所以到离婚那天我才知道她从不爱我，她跟我在一起只是赌气，为了气另一个男人，不惜拿一生来开玩笑。
她现在的模样我有点记不清了，大概是总被浓妆覆盖的缘故。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眼下一粒泪痣，笑起来眉眼一弯，温暖得不得了。那时她抱着一摞模拟考卷用肩膀撞开教室门，阳光趴在她束成一把的黑发上，长马尾随着她的步子一晃一晃，于是阳光也是一晃一晃的。
离婚后我才知道我短短半年的婚姻和近十年的爱情都是一场笑话。
她十八岁肚子刚刚大起来的时候休的学，不肯打掉孩子，躲在乡下姥姥家，最后为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，刚生下来就被她妈妈送走了，送给一个没小孩的亲戚抚养，而那时她刚成为我的女朋友，用来搪塞我的理由是生病。
她突然消失，我联系不上她，92年的南川连公交车都没有普及，我一个人在大冬天骑了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她家找她，她妈妈拦住门，不许我见她，也不告诉我她在哪里。
回到学校后她的情绪很差，怎么逗都不笑，也不吭声。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，没敢多问，我从来没往未婚先孕那方面想过，从来没有。
后来是平淡如水的交往，结婚，半年后，她抱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原谅她，让我放她走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池迁，他静静地靠在妈妈怀里，低着头，垂着眸子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那是一种任人摆布的麻木淡漠。我没想到会从一个孩子脸上看到这种表情。
他长得和立秋很像，下巴有点尖，雪白的脸，眼下点着一颗泪痣。
可我不敢看他，因为他同时也很像那个发誓要给立秋幸福、将她从我身边夺走的男人。
或许这就是池迁说我不爱他的原因，我总是克制和他眼神接触，或许自己内心是慌乱的，可在九岁的孩子眼里，不是排斥是什么呢？
面对立秋的哀求，我胸膛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咬，一口一片血肉，疼得我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怕我在立秋面前落下泪来，那样我连最后的自尊和倔强都没有了。